綜觀全球，有關金融監管的辯論正進入緊要關頭。許多建議和方案相繼出爐，卻經常相互扞格，徒增大眾與政界困擾。 如果不限制銀行規模 大型機構會設法「綁架」監管者 針對金融再監管，有一種綜合各家說法的觀點認為，應該限制金融業務的規模和範圍；另一些人則提出，如果不改革系統，即使限縮金融機構也可能功敗垂成，惡果還是得由納稅人埋單。不過，如果我們不能真正理解系統風險的內涵，縮小規模的銀行依舊可能倒閉或者同時陷入蕭條，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發展。 第二個甚囂塵上的觀點指出，限制銀行規模同時也會限制效益，這個說法因而引發第三種論調：大型機構利用自身資源過度擴大政治影響力，甚至還「綁架」監管者。直截了當的說，大型機構仗著日益膨脹的規模與市場影響力，會設法獲取自己想要的那種監管體系，亦即讓法律迎合一種高額獲利的交易超結構，它們就得以違反避險要求，獲取最大化的短期利潤。 如果限制槓桿 會增加資本利用和投資成本 第二種方法是針對限制槓桿效應。因為高槓桿意味著高風險──導致各種資產價格高度關聯，一旦惡化，則會迅速蔓延開來。槓桿也是導致風險誤判和價格錯位的部分原因。限制槓桿雖有必要，但這也增加了資本利用和投資的成本。 再者，有些人不同意，系統越複雜，資訊、知識和經驗的不對稱性會成倍增加。這種不對稱性阻礙市場發展，在此環境下的利益衝突也跟著變得尤其危險。 盡可能揭露資訊是防止利益衝突的一種方法，或是藉由加強監管限制利益衝突。例如，資產管理、配置、承銷和證券化，以及自營業務等功能，應該嚴格區分開來，這麼做可以防範由於混業經營造成的不同風險相互疊加，因為不同的業務對資本的要求不同。 還有另外兩種方法用以解決複雜性和不對稱性。一種被廣泛運用於開發中國家，即限制產品本身（例如，針對衍生性產品和避險基金），他們認為防範風險的好處遠大於產品，只有控制資本流入才能限制風險擴散。另一種則是減少資訊的不對稱性，或是對參與者的資質加以評比分級（在本次危機中，這種做法存在嚴重漏洞）。 如果系統忽視誠信 業者會為超額利潤甘冒風險 更深一層來看，探討危機發生過程並存兩種對立觀點。一種是「完美風暴」說：雖然過程處處有失誤、概念曲解和資訊不對稱等種種複雜性，加上各種令人反感的行為，但在市場參與者、監管者或學者共同的努力下，保住幾乎崩盤的系統。反對者認為，有經驗的業者知道系統風險，他們卻為了超額利潤甘於冒險。 現在普遍（通常是較含蓄的）看法是，政府應該建立金融系統的架構和規則，這種架構將涵蓋所有參與者的利益。如果體系完善，系統就運作良好。法律規則可以確保系統穩定、有效和公平。 監管者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依賴如此的架構就顯得不可靠和不明智。再者，它忽視了信任的重要性。我所抱持的想法是，應該從一個維持系統穩定和權益的共同責任概念入手，即由參與者和監管者共同負責制。 令人吃驚的是，就所我知，沒有一個資深主管詳述他的公司如何追求穩定性這個共同目標。目前，大眾憤恨難平的原因便在於，這些機構影響了法律和行業道德規範的制定，理當對系統的穩定性做出更多貢獻。 金融業應嚴守職業道德 和政府一起穩定系統及經濟 金融業、監管者和政治領袖必須創造一種共同的責任感，穩定系統及整個經濟。這種價值應該牢牢的灌輸各個行業中，亦即職業操守應比法律規定更為嚴格。它應當超越狹隘的私利或是利用資訊來牟利的行為，而且也應當新增成為從業者「平時」的指導準則、規範與道德條件。 有些人會反對這種想法，認為違反貪婪的人性，不可能起作用。然而，這種價值觀對其他職業產生作用。例如醫界，就經驗和資訊而言，醫生和患者之間就存在著高度不對等性，濫用這種不對稱的後果影響巨大，因此需要持續對醫生進行職業操守教育，並由同行之間相互監督。 就此而言，改變價值觀和持續自身扮演的角色，當然不會解決系統風險的問題，更不會改變規則。然而，嚴格來說，這麼做卻有助於促使人們關注金融對經濟的影響力，甚至有助於重建信任感。（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