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兩年中，世界經濟蒙受兩回危險的金融及市場動盪，但很有可能還會出現第三次，因為全球經濟在許多方面已失去原有的平衡，危機正由此而生，其中又以主權債務和全球需求結構問題最為顯著。 系統性風險引爆大多數危機並形成挑戰，背後有諸多原因。首先，我們無法輕易斷言系統性風險存在，即使察覺蛛絲馬跡，也很難舉證；其次，無論是現在或未來，預測危機的精確爆發時點（例如：泡沫破裂、市場閉鎖和信貸凍結的時間點），都遠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外；最後，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屬於非線性事件，這意味著它們往往在毫無預警信號的情況下突然發生。 金融不穩定週期性發作，最大受害者正是最無辜的群體，他們得付出高額代價。當金融動盪一再發生，會侵蝕人們對金融市場和監管者的信心，因而導致嚴厲的監管、國家主義抬頭，全球化進程也會反其道而行。 主權須有警覺能力 及早辨識風險並正確行動 但問題遠比上述情形嚴重。在發達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正逐漸演化成主權債務危機，金融和經濟失衡可能導致財政失衡，因為稅收將大減，社會保障及救助支出則會大增。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資料，發達國家採行的「財政刺激」中，有七五％屬於不得已的反週期措施。 無以察覺的失衡和系統性風險會使財政政策看起來比較審慎，但事實上不然。舉西班牙為例，當危機爆發時並未受財政赤字拖累，但其歲入歲出，一定程度是由高槓桿的地產泡沫決定的。極端的財政失衡可能讓處境難上加難，因為大規模的財政整合可能對經濟成長造成自我毀滅的負面影響。希臘就是明證。最終，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是重組以便重新配置債務價值，或者是藉由通貨膨脹脫困。 如果系統性風險會造成一連串的失衡，那麼「主權」就必須有警覺能力，足以識別日漸壯大的系統性風險，而且必須有及早採取正確行動的能力。 補強再監管措施 採取較保守的財政政策 我們即將端出複雜的再監管措施，關注焦點是資本要求、資訊披露、槓桿操作、透明度、評級、激勵政策、利益衝突、金融企業規模限制、消費者保護措施，以及衝突解決機制等。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改革可以有效降低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但這種種舉措無益於消除全球失衡以及其他金融動盪的原因和信號，為了補強再監管的機制，我們需要一個完善的系統性風險監測機制。 不過，一些聲譽卓著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指出，監管重點若在辨識和遏制系統性風險，效果將微不足道。他們認為，由於我們缺乏完善的風險動態模型，而且全球金融體系無時不刻不處於複雜的變化之中，因此，察覺風險實屬不可能的任務，否則就是錯誤百出，反會壓抑生產力。 如果這些質疑聲浪都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只能聽天由命，接受週期性的金融和財政失衡。若是如此，我們就必須採取比原定的（甚至是三年前）合適水準更保守的財政政策。 從統計學的角度，以及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理論來看，錯誤似乎不可避免。可能有兩種狀況，一種是拒絕真命題，一種是接受假命題。如此一來就會導出以下爭議：在察覺系統性風險並做出反應的過程中，兩種錯誤裡哪一種會造成較嚴重傷害？ 反對審慎監管系統性風險的人士就此提出兩個觀點。其一，接受假命題不會發生，因為潛在動盪加劇的可靠先行信號並不存在。尋找這些信號的做法純屬浪費時間。金融動盪發生有如火光一閃而逝。 確實有預警信號 雖不完善仍有警示作用 這一觀點有待商榷。比如，二○○八年危機爆發前，不少分析師就事先提出預警信號，也有投資者據此採取行動。誠然，這些預警信號並不那麼完善，而且也沒有提出確切的爆發日期。但無論如何，信號是有的。 其二，預警信號確實存在，但非常不可靠，若據此行動將是弊大於利。這意味接受假命題的成本要高於拒絕真命題，因誤診太多，且治療可能比疾病本身造成更大傷害。接受假命題存在成本，這一點很好理解。但是，如我們看到的，拒絕真命題的代價也很昂貴，因此，誤診（接受假命題）及其政策反應所產生的總負面效應必須足夠巨大，這個觀點才能說服他人。我還沒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資料。 在商業投資中，受限不確定環境所做出的決策無時不有，犯錯可說司空見慣。但是，發達國家政策制定者似乎默認，未雨綢繆的措施必須在充分具確定性下才能實施，原因大概是他們對金融穩定和自我監管能力深信不疑。 如果我們認為市場動盪是鳳毛麟角，若非迫不得已就不採取行動，倒也無可厚非，從歷史經驗看，相信金融體系極不穩定，或者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的發展道路上的觀點最少還必須經過檢驗。 基於新理論和歷史經驗，我們可能得出結論：對系統性風險的政策反應不可能預先設定，且接受假命題的代價比拒絕真命題更昂貴。但我們至少應做個實驗，指定一家新的或原有機構承擔責任。它須能獲取足夠資訊，有能力分析金融和宏觀經濟，且不屬於任何利益團體。它須將分析公諸於世，且須具備察覺影響風險和市場的能力，並進而增強系統的自我監管能力。（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