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報導勞力短缺、勞資糾紛，與民工薪資上漲的新聞充斥媒體版面，不免引起各界關注或預期，未來中國的勞力成本優勢可能不復存在。 理想：廉價勞力消失 才能改善收入不均現象 我個人倒是希望，中國生產者因勞力成本低廉相對佔便宜的優勢真正消失，而且是越早越好。話說回來，我身為中國經濟學家，為什麼會期望看見中國勞力成本升高，因而削弱比較優勢？畢竟，如果一個國家長期以來總是缺少真本事，例如更高的教育程度、有效率的市場與企業，以及創新的能量，那它就需要低廉勞力成本維持成長態勢。 過去三十年來，廉價勞力一直是促進經濟不斷成長的關鍵因素，但同時也惡化收入不均的程度；加上長期、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可能引爆社會危機、阻斷成長，並重創競爭力。中國必須避免這種後果發生，如果薪資水準確實可以提升，就可能意味著，經濟終究會進步到下一個發展階段，在這段過程中，薪資不均的現象將逐漸獲得改善。 遺憾的是，中國至今還未能走到這個地步，而且恐怕近期內也不太可能。中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勞動人口，仍將農業當作主要收入來源，相較之下，美國不到二％、南韓則是不到六％（編按：應為八％）；另有三分之一則是放棄農作的民工，這一群人從農業轉型至工業與服務業，收入因而倍增。 雖然民工年均薪資只有一千五百美元（約合新台幣四萬八千元），但與農業勞動人口之間的差距，卻已大到足以吸引後者前仆後繼的棄農轉業，四處尋找更高薪工作。很自然的，勞動市場競爭加劇，壓低非農業的薪資：過去十五年來，整體非農業的勞動生產力每年約成長一○％至一二％，但民工部分的實質薪資僅成長四％至六％。結果是，低階勞動力與專業人士及投資者之間，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以上數據說明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若想將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調降至一成以下，總體經濟就必須創造約一億五千萬個全新的非農作職務。根據其他地區的歷史經驗，中國若想達成農業、工業薪資平衡，就必須達到這個預估值。 即使中國經濟每年持續成長八％，大概還需要二十至三十年時間重新分配農業勞動力，並促進「充分就業」，不過，這也意味著，每年必須創造八百萬個新的工作機會，其中五百萬個歸給離開鄉間的農作者。 在漫長的工業化進程中，薪資將逐漸調漲，但不太可能與勞動生產力並駕齊驅。對降低收入不均而言，這是壞事一樁，因為資本收益與高階勞動力的薪資會飛速成長。然而，對提升競爭力而言卻是美事一則，因為就「薪資效益」而言，中國的薪資仍維持在相對低廉的水準。 現實一：實質薪資調漲 工資占成本比反比二○○一年低 事實上，近幾年薪資成長，並未動搖中國公司的基本成本結構。高盛（Goldman Sachs）出版的一份分析報告顯示，儘管實質薪資調漲了，但勞動力成本占製造生產成本的比重，反而比二○○一年還要低。這一趨勢持續至二○一○年上半年。 為了避免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中國（各級）政府已經開始介入，除了增加投資社會安全網，以保障低收入者，也強制提高最低薪資。在某些省分，最低薪資已經調升超過三○％。但是，由於最低薪資通常遠低於有效薪資，因此至今尚未能改變薪資與勞動生產力之間的根本關係。 然而，政府強制調漲薪資的政策，可能減緩勞動力重新配置的過程，並因而導致「剩餘勞力」成為常態。除非市場均衡薪資緩緩漸次走高，創造價格合理的勞動需求，否則收入不均的問題無法根除。 現實二：薪資效率較高 外國投資較去年同期增近三○％ 如此一來，無論是國際企業或是在地公司，會打算離開中國，遷往越南、孟加拉或莫三比克嗎？不無可能。不過，只有當其他國家的薪資相對更有效率，例如當地生產力遠高於中國，而不只是中國的名目薪資上揚，這種情形才會發生。就眼前的情況來看，整體而言，還不至於演變至此。 有數字證明，中國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相較下，薪資效率仍維持在高檔。即過去十二個月以來，儘管薪資上漲，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仍持續增加。例如，光是七月，外國直接投資相較去年同期就增加二九．二％，遠高於全球平均水準。儘管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相當踴躍，背後有諸多因素，但這個事實說明，名目薪資成長本身，可能不至於減損投資者最擔心的資本收益。 無論如何，中國的薪資問題，都比表面看起來錯綜複雜。名目薪資或許會成長，但由於通貨膨脹也更高了，實質薪資因此停滯不前。即使在某些沿海城市實質薪資有所成長，「勞動力過剩」也會拖累全國平均水準，下壓至一個較低的數字。而如果勞動生產力成長更快，甚至是全國實質薪資墊高，也不會減損中國的競爭力。 因此，似乎可歸結出一個結論，即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內，中國的競爭力都不會因薪資成長而飽受威脅。由於短期內中國不可能重新分配勞動力，從農業轉進更現代化、更有經濟價值的產業，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是一個具有成本競爭優勢的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