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最新出爐的《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計畫》中，有個重要的新目標，即是振興家庭（可支配）所得的成長率，好讓它與國內生產毛額（GDP）相匹敵。為何如此，原因很簡單：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家庭所得成長率遠遠不及GDP成長率，以至於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也越來越小。 困境一：家庭所得成長低 加深社會貧富差異和泡沫化危機 這樣的趨勢，致使許多重要的結構性問題因而產生。一個家庭的可支配所得無法提高，勢必會牽制個人消費，那麼，徒有經濟上大量生產消費性商品也無濟於事；再者，它讓企業的儲蓄變多，倘若企業的營收成長率快過家庭所得成長率（當然也因此快過整體GDP成長率），就容易造成投資過頭或資產泡沫化。 此外，長期遲緩的家庭所得，還明顯的造就中國貿易順差這個事實，因為國內消費力差，出口當然比進口來得有「錢」途。 然而，家庭所得成長積弱、跟不上GDP進步速度的現象，還為中國拖了更多問題在後面。確切來說，並非所有中國家庭，都喝到其GDP快速成長的豐沛奶水。 某些社會族群，如技術勞工、工程師與金融機構雇員，可明顯看見自己工資大大提升；正式設籍的都市人，則因納入政府主導的教育與社會保險體系，自然也分到一杯羹；還有，企業獲利成長可見下，透過某些方式分享資本利得的公司，它們的收入也增加，甚至加得比全國平均水準更快。 但是那些教育程度較低的民工與農工，「錢」途就差了十萬八千里。前者的年收入（包含一些附加福利）總共兩千美元（約合新台幣六萬元）；後者更只有前者的一半。 這兩者的人數相當，構成了低收入這個大族群，約占全中國總勞動量的六五％至七○％。過去以來的平均收入雖不至於原地踏步，但成長速度比起這近二十年GDP成長為八％至一○％的數字來看，仍屬遠遠落後。 由此可知，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計畫訂定這樣的目標，無疑是政策宣告要對社會差異現象宣戰，因為社會差異已是這國家的燃眉之急、要緊問題。但，追本溯源這些差異當初為什麼會發生呢？ 三十年前的中國，八○％勞動力由農民組成，如今比率雖下降至三○％左右，但相較於都市與工業化地區，鄉村的教育條件始終忍受著經費、人力資本匱乏的苦楚。這正是坐享特權的城市居民與坐困愁城的農村居民之間最大的裂口，讓社會差異的劣根得以見縫插針此裂口。 困境二：勞動力長期過剩 逾億農民搶飯碗，反壓低民工所得 又，地理位置的差距，和一直不忘討好都市與工業化地區的政府社會政策，或許也該負上一部分責任。只是，這一切非一天造成。任何進步的發展，都須費上一段長時間，去讓每個人受好教育，並找到薪酬佳的工作。若有人在這段過程中率先致富了，就意味著，有人相對落後了。 三十年快速起飛，只帶領到一半的中國農民（約兩億左右）飛進工業或服務業的福地，賺著一翻就是原有兩倍的高工資，卻還有另外至少一億五千萬農民，為著爭取勞動力市場裡薪酬高一些的工作機會，孜孜矻矻。 這群人之中，老一輩的或有可能選擇留在家鄉保持現狀，但年輕一代的農民只會繼續做出離開自家耕地的決定，這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了看似無限量的來源，於是也壓低了所有在工業和服務業裡討生活、教育程度較低的民工們所得水準。 結果是幾乎有七○％的勞動力縱然努力幹活，工資上漲速度卻不見跟上產能增加速度，而平均家庭所得也體會不到任何來自整體經濟發展的庇蔭。加上中國擁有大量的勞動力過剩，這個傾向將無法在短期內扭轉，說實在，還很可能在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裡持續惡化。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要出面干預了。近年來，中國中央已增加了農村義務教育與貧困補助，全國三十個省分的地方政府更修改法規，將最低工資提高二○％至三○％。接下來的五年，還計畫了許多這方面的相關努力。擴大社會福利體系，納入所有的工人與農民；加速財政與稅務改革，力促更多企業收入的轉移，成為家庭所得和社會福利專案的公共預算，這其中包括提供低價租屋與更多更好的服務。 終極答案：不斷成長並創造就業 當心社會補助超載，只會落得反效果 可惜我要說，這些都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終極答案。政府最多能做到讓情況不再惡化下去，就已是萬幸。 期待一個政府以補貼的方式革除（也僅是暫時的）所得差異問題，除非是發生在農民只占勞動力二％的已開發國家，或，低收入族群只占總人口數一○％的國家。中國，農民占了勞動力三○％至三五％、低收入族群占了總人口數七○％，政府的力量實為有限。 這種情況下，「最好的社會福利，就是經濟發展」這句古老箴言，應更合適做為一切答案。我們從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的開發中國家，及從最近一些已開發國家身上學到的，過度著眼於所得重分配、負荷超載的社會計畫，極可能導致大規模財政赤字、債務危機、超級通貨膨脹、金融體系瓦解，最終落得反效果。 未來二十到四十年間，中國必須牢記這些教訓。事實上，持續不停的成長並創造就業機會，才是讓成千上億中國貧民永久脫離困頓命運，唯一踏實的道路。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