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宏觀經濟學家，但不認同美國專研「提升總體需求」的新凱因斯學派（neo-Keynesians）及主推「減稅」的供給學派（supply-siders）這兩大宏觀經濟學陣營。近幾年來，雙方嘗試解決高所得經濟體持續疲軟的問題，至今未竟全功。如今，該是投資導向、追求永續成長的全新策略上場了。 救市兩大派都功敗垂成 更糟的是各國投資還下跌 宏觀經濟學的核心挑戰是分配社會資源以盡其用：選擇工作的勞工應該找得到差事；工廠應該有效規畫運用資本；部分用來儲蓄而非消費的收入則應投資在改善未來福祉。 第三項挑戰正是新凱因斯學派和供給學派都功敗垂成的目標。揆諸美國、多數歐洲與日本等大部分高所得國家，都無法充分或明智的將投資聚焦在未來的最佳用途。投資的兩種方式，即國內或國外投資，目前兩者皆不足。 國內投資有諸多形態，包括機械和建築方面的商業投資、有關家庭居住的家用投資、針對個人的教育與技能、知識的研究與開發，以及交通、電力、水力、提升氣候復原能力等基礎建設的政府投資。 新凱因斯學派的做法是努力推動各種類型的國內投資。事實上，根據此一觀點，支出就是支出。因此，新凱因斯學派嘗試透過最低利率刺激更多房產投資、證券化消費性貸款鼓勵更多人買車，及短期經濟振興方案促成更多馬上就能動工的基礎建設計畫。一旦投資支出停滯，他們就會建議，我們可以把「過剩」的存款變成另一波消費熱潮。 反之，供給學派則希望，透過減免更多賦稅、進一步解除監管，促進民間而非公共投資。他們在美國嘗試過幾次，最近一次是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期間，可惜的是，解除監管的結果是吹大房市短命的泡沫，無法讓有生產力的民間投資獲得永續繁榮。 儘管政策左右搖擺在供給學派和新凱因斯狂熱之間，但一直有個現實是，近年來，大多數高所得國家的投資占國民所得比率大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資料，這些國家的總投資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下滑，從一九九○年的二四．九％跌到二○一三年的二○％。 在美國，投資支出從一九九○年的二三．六％跌到二○一三年的一九．三％，以不含資本貶值的總投資淨值衡量，降幅將更明顯；在歐盟，這個比率從一九九○年的二四％減到二○一三年的一八．一％。 不管是新凱因斯學派或供給學派，都沒有就投資支出持續下滑的現象對症下藥。我們的社會正亟須更多投資，特別是將重度汙染、能源密集和高碳排放生產方式，轉變成善用自然資源、改採低碳能源為基礎的永續投資。這類投資需要公共和民間部門互相配合。 必要的投資包括：大規模建置太陽能和風力發電設備、公車、火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及私家車都廣泛採用電力運輸系統、興建節能建築、架設可遠距離傳輸再生能源的輸電網，例如從北海和北非到歐洲大陸、從加州莫哈維沙漠到美國人口密集中心等。 我們亟須永續公共策略 引導「過剩」儲蓄助經濟成長 不過，正值我們的社會該做出這類投資之際，美國和歐洲公共部門卻陷入名副其實的「投資罷工（investment strike）」。這些政府祭出平衡預算名義大刪公共投資，受政府所監督的輸電網、權責規範、定價模式、國家能源政策，都充滿不確定性及巨大爭議，導致替代能源領域的民間投資者無法堅定又放心的投資。 在美國，公共投資支出遭大幅刪減，聯邦政府或各州毫無政治授權、資金策略及推新一代智慧、淨化科技的長期規畫。 新凱因斯學派和供給學派都錯誤理解這個投資僵局。前者僅將公共和民間投資視為另外一種總體需求，卻無視關於能源系統與基礎設施（還有推進新技術的定向研發）的公共政策決定，對於釋放明智、有益環境永續發展的公共與民間投資支出，上述兩者應有其必要。因此，他們老是耍弄零利率和振興方案這類花招，而非力促端出具體的國家政策，畢竟這才是強健的投資力道復甦所需的要素。 至於供給學派，他們似乎完全忘記，民間投資有賴互補的公共投資、明確政策和規範管理架構。他們鼓吹大砍政府支出，更天真認為，民間部門能以某種神奇的方式填補那些空白。但是，他們刪減公共投資的做法卻拖垮民間部門。 比方說，政府若不提出氣候和能源的長期政策或計畫，鼓勵建設長途傳輸線，好將新低碳能源輸送到各個人口中心，民間發電廠就不會投資大規模再生能源發電。這類亂糟糟的政策細節卻從來不曾困擾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 我們還有一個選項，即善用國內儲蓄推動外國投資。例如，美國可貸款給低所得的非洲經濟體，讓他們向美國公司購買新的發電廠。這類政策能讓美國的民間儲蓄在強化國內工業基礎之際，還能對抗全球貧窮。 然而，就這方面而言，新凱因斯學派與供給學派同樣不曾盡力改善那些聚焦開發用途的金融機構。宏觀經濟學家除了建議日本和中國提高消費率，應該更明智的鼓勵這些經濟體運用高儲蓄額，資助國內、外投資項目。 對任何關心當前急迫需求，希望找到經濟成長與環境永續平衡點的人來說，這些考量可說是相當淺顯易懂。我們這一代最迫在眉睫的挑戰就是，將世界各地製造髒亂的碳基能源系統和基礎建設，轉變成乾淨、有智慧、有效率的系統，適用於二十一世紀。投資永續經濟將可大幅增進我們的福祉，而且還可運用我們的「過度」儲蓄實現正確目標。 但這一切不會平白從天而降。我們需要長期的公共投資策略、環境規畫、技術開發藍圖、為嶄新且永續技術而結合的公共—民間夥伴關係，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合作。這些工具將創造出當今你、我的健康與繁榮所賴的全新宏觀經濟學。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