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頭來，也許最後結果值得慶幸，已開發國家只有包括四名美國人和一名西班牙人在內的少數幾人感染伊波拉病毒。如果說，伊波拉病毒在非洲造成超過一萬三千多人染病、約五千人死亡，但前述病患中僅賴比瑞亞籍的鄧肯（Thomas Duncan）不幸喪命，它在富裕國家幾乎未曾引起太多關注。 由此觀之，伊波拉毋寧是一種有時候會被指稱為「九○／一○法則」的例子，亦即九○％的醫學研究被用來解決占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編按：一種指標，計算全世界疾病和死亡的一切根源所引致的健康損失，以闡述全球衛生狀況）僅一○％的病症。一九七六年起，全球就知道伊波拉病毒足以致命，但因受害者都是窮人，藥廠沒有研發疫苗的誘因。事實上，藥廠可能期望雄性禿療法賺得還比較多。 疫情擴散富裕國家 旅行難控管，疫苗趕問世 富裕國家的政府研究基金也往往不成比例的集中在那些導致自家國民死亡的疾病上，而非導致較多人口死亡的瘧疾和痢疾。 然而，富裕國家的少數伊波拉感染病例，伴隨著引發恐慌的新聞標題和隔離措施，已引起大家重視，當今傳染病具有全球走透透的本質。大量旅行往返，使得傳染病防疫效能遭遇空前難題。 防範傳染病最佳之道就是在發源地對抗它，做到這一點必得有良好醫療服務。伊波拉病毒看似已在奈及利亞根絕，某個程度來說，這項結果應歸功於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資助在地醫院，加上醫療人員訓練有素、配備周全，疫情才能有效受控。 十幾二十年來，富裕國家如果能夠多盡點心支援賴比瑞亞、獅子山和幾內亞，當今伊波拉大爆發的情況即使無法預防，也可以控制在最輕微程度。 不過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科學家正忙著找出醫治伊波拉的疫苗及有效療法，而我們能提供什麼道德考量當作他們的研究指引呢？ 判斷疫苗是否有效的標準做法是進行試驗，可能從中受益的受試者被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接受「可能有效的疫苗」，另一組接受「不具活性成分的物質」（俗稱安慰劑）。過程中會有一些可能混淆結果的因素，諸如：受試者知道自己已經接種疫苗的話，可能會冒取更大風險；試驗執行者亟欲證明疫苗有效，為免上述情事發生，研究採取「雙盲（double blind）」做法：受試者、執行者和數據資料蒐集者都不曉得誰接受疫苗、誰接受安慰劑，只有負責檢視測試數據結果的獨立小組知情。 疫苗採「雙盲」試驗 醫生不能打？掀道德論戰 若不這麼測試，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恐怕也只是一場幻覺，因為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導致傳染率降低。但如果成功疫苗已可取得，也在無傳染風險的健康志願者身上進行過安全測試，證明對人體無害，卻不讓那些無畏自身健康暴露於風險、照顧染病或重症病患的人員使用，似乎不道德。 這個問題很快就得有人出面回答，因為大藥廠荷蘭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與美國官方機構合作）及加拿大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都在開發候選疫苗。 最近，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其間葛蘭素史克的伊波拉疫苗研究專案負責人貝魯（Ripley Ballou）主張，施打可能有效的伊波拉疫苗，對比一種確實有效對抗其他病毒的疫苗，這種隨機對照試驗才是最符合道德的效果評估方式。依據測試結果，結果或可在三個月內產出，為隨後的生產與分配注入強心針。 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Medecins Sans Frontieres）現有三千多名成員，正在伊波拉病毒肆虐最甚的地區奮戰，組織代表強烈反對提供安慰劑給染病高危險群，但貝魯似乎說服許多與會者相信，他的提議長期看來才能拯救更多生命。若此，隨機對照試驗就是最道德的選擇。 但談到治療層面，情況又不同。十月，權威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刊登一封投書，來自幾內亞、迦納、奈及利亞、塞內加爾及英國、法國、香港、美國等眾多國家和地區的醫生、科學家和生物倫理學家都指出，唯有當前述兩個選項提供的條件「均勢」或平衡時，隨機試驗才有正當合理可言。當醫生不知道提議的療法是否弊大於利，或是不確定兩種療法何者更可能治癒病人時，上述這種情況才會發生。 只是，面對這個感染致死率高達七○％的疾病，加上既存可行的療法付之闕如，病患可以合情合理拒絕同意一項「或許會得到安慰劑」的試驗，卻不該拒絕同意一項「能提供些許復原希望」的實驗性療法。 就此例而言，在實驗性療法出現前，仔細監控眼前不同治療中心產出的結果，引進實驗性療法之後，比對那些在相同治療中心產出的結果，或許是更道德的做法。這種做法和隨機試驗不同，儘管沒有人會收到安慰劑，仍可能測得出哪一種治療有效。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