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福特擅用新穎的經濟學理論，針對讀者五花八門的疑問和牢騷提供輕鬆詼諧解讀，因而被譽為「堪稱全球最受歡迎的經濟學作者」，他的專欄是《金融時報》有史以來關注度最高的專欄之一。
三年前，位於美國東北角的維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開始嘗試推動一種輕度的新生活運動，試圖在校園中營造出健康、永續的生活形態。
首先，校方在二○一二年時規定，校園中的店家與管理自動販賣機的廠商都得遵守一條新規則：所有學生買得到的產品中，至少三○％得是有益身體健康的飲料，蔬果汁、低脂牛奶和水都可以。校方更在試行幾個月之後追加禁售瓶裝水的規定。根據這批投入學生校園運動的人士說法，他們的用意是鼓勵學生自己隨身攜帶水壺上、下課，減少使用塑膠瓶。
那麼，維蒙特大學的實驗至今成效如何？食品營養學系的柏曼（Elizabeth Berman）和強生（Rachel Johnson）追蹤多時，最近才在《美國公共健康月刊》（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發布研究結論。
這支研究團隊發現，「就在瓶裝水被踢出校園後，人均飲用的卡路里、糖分與添加糖都顯著增加，隨著瓶裝水銷售歸零，無糖飲料與含糖飲料銷售量雙雙上升。」
不賣水，學生會自己帶水壺？
壞在想靠一個政策達成多個目標
換句話說，兩大善意政策的下場都是事與願違。學生並沒有改變習慣，隨身攜帶水壺，還是一樣花錢買飲料，但卻是換成可口可樂和健怡可樂，導致學生喝下更高糖分與熱量。如果不是因為心智更成熟的決策者似乎也常常犯下類似錯誤，而且他們管轄的事務還更廣泛，可能純粹是我的壞念頭作祟：這個例子再度證明，投入學生校園運動的人士大都是有心無腦的熱血分子。我們最好記住這場維蒙特大學實驗帶來的幾堂課。
第一堂課是，每每談到拯救地球，大家都只看到自己關注的領域。
如果你上網搜尋「具體的環境影響」，很可能會看到滿滿一整頁的學術分析稱，因為水泥產製過程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所以影響確實非常巨大。但如果輸入「瓶裝水影響環境」，你看到的搜尋結果卻是許多從事社會運動的團體試圖說服你改變做法。這一點可以理解：我好像給不出什麼具體貢獻，那不喝瓶裝水總可以吧。不過，聽在社運人士耳裡堪稱合乎邏輯的目標，聽在決策人士耳裡卻不然。
第二堂課是，我們經常在同一時間裡瞎忙著處理好幾道目標。
維蒙特大學既想要減少丟進垃圾桶裡的塑膠瓶數量，也想要鼓勵學生過健康生活，但校方沒想到，這兩道目標之間存在明顯衝突。
水當然是一種隨處可得的健康飲料，但它卻又是校方禁止出現在販賣機的產品。校方這種一相情願的想法會提供一相情願的解方：如果大家都自己帶水壺，就不會有塑膠瓶的問題了。不過，抱持一相情願的想法往往會忽略事有先後的重要性，但不顧輕重緩急可不是好藉口。
我們看看核電廠的激烈辯論。我們既想減少燃燒化石原料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卻也想避免放射性廢物和輻射外漏的風險。每當政客得回應這類現實的政策困境，多半都會傾向選擇另一種美好的想望，答案通常是風力發電。
第三堂課是，一再大聲宣揚「輕度」推動新生活運動，其實無助於駕馭隨後而來的政策亂象。
輕度推動的意思是，校方會採納預先設定好的選項、資訊設計與類似技術達成政策目標。若此，結果可能會非常成功。
不過，若談到公共政策時，莽撞的輕度推動只會招致反感，和某種會發生骨牌效應的可怕事件如出一轍。如果你選了一道讓人起疑的目標（好比瓶裝水），然後為自己搞出一場嚴重的政策困境（像是環境與健康可能互斥），那麼，就算只是「輕度」推動也不可能解決你自找的麻煩。
那麼，到底該怎麼做才好？其中一種手法是試圖求助市場訊號，以利達成政策目標。
解決問題，須求助市場訊號！
一次一個目標，碳稅是好典範
典型的案例是碳稅，意指依據企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徵收化石燃料費用。這種手法的好處是，它鼓勵在每一個生產或消費環節的每個人都願意為了省錢起身採取減排行動。卡車製造商或許願意開發更潔淨的引擎；物流運送業者可能找到更有效的運送路線；消費者最終也決定要減少消費。
善用定價系統解決環境問題，這種想法廣為經濟學家接受，但很可惜的是，停滯已久的政策拖累這類做法進展。想想這一點：教宗最近指出，氣候變遷是嚴重問題，但他反對站在市場運作的立場處理這項議題；與此同時，美國共和黨喜歡這種做法，但市場卻不怎麼相信它處理得來。
引進環境稅的另一項優點是，每個人都能自行決定優先順序。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為地球帶來各種後果，就連呼吸也是在製造二氧化碳，所以我們面臨的部分問題是，無論如何都要決定出一件值得全力以赴的目標。
或許，該是我懺悔的時刻了。我埋首案頭寫稿的這一天，是英國史上最熱的七月天，在我的左手邊放著一杯冰涼的氣泡水，旁邊擺著瓶裝水，等著隨時補充。如果我真的得為這瓶水繳稅，我也會付得心甘情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