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是一個全球性的震撼。但它會是革命性的事件嗎？對部分西方社會，尤其美國和英國，它可能是。因為病毒如今已造成比金融危機時更劇烈的政府權力回歸。
政治、社會和經濟現在會圍繞著什麼理念運轉？答案應該是公民身分，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城邦。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理念。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他認為，唯有做為一個政治團體的積極參與者，我們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今天強調公民身分最重要的原因，是二千五百年前亞里斯多德所描繪的輪廓，任何憲政民主制度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繁榮的中產階級。隨著中產階級的空洞化，即使是既有的西方民主現在也處於危險之中。
我們怎麼會走到這地步？COVID-19是如何與之相融的？我們的理念和政策需要做哪些改變？
二戰後的經濟方案在一段時間內運作良好。西方政府在管理國內經濟方面扮演了積極角色，同時也開放、擴大對外貿易。從知識上講，這應該被稱為凱因斯時代（the Age of Keynes）。
隨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取代了凱因斯時代，以全球化、市場自由化和低稅為特色。這個新的全球時代取得了顯著成就，全球不平等和大規模貧困顯著減少。這也是一個重要創新的時代，尤其是在資訊技術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時代，蘇聯共產主義崩潰，民主理念傳遍全世界。
企業避稅、新技術變革
竟快速撼動西方政治風向
但這個時代也出現了一些重大弱點。與二戰後相比，高收入國家的經濟成長往往較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另一方面是競爭力的下降，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在《大逆轉》（The Great Reversal）書中，就記錄了美國競爭力如何下滑。與此相關的還有避稅，尤其是企業避稅。
更重要的是技術變革。製造業做為就業來源的衰落，對製造業聚集的城鎮和地區產生了不利影響。當工廠關閉或裁員時，範圍更廣的地方經濟也會受到負面影響。這些「落後」地區已成為不滿者結盟的一個關鍵因素。
川普成為美國總統，強生成為英國首相，都是因為他們成功的將那些「掉隊的人」的怨恨，融入了他們的保守聯盟。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大部分舊藍領階級，對傳統左派政黨（工黨和民主黨）轉變成更能代表受過大學教育的都會選民，以及少數民族和文化的政黨，所做的反應。
有些人認為，從經濟角度看待這些政治轉變是錯誤的。他們認為，這是對文化變遷的回應，比如移民、女性地位的變化和新的性觀念。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原因有二：第一，文化和經濟變革不能相互分離；其次，文化不會改變得那麼快。
需要解釋的是投票行為的轉變。這個現象的解答是：改變效忠對象的人們為了地位焦慮所苦——他們擔心自己生活在經濟懸崖的邊緣，或者已經跌落懸崖。
疫情爆發，使這個本已令人擔憂的局勢雪上加霜，並至少產生五大影響。
首先，為遏制疫情蔓延導致經濟停擺。這是用犧牲「對病毒影響相對免疫」的年輕人為代價，以保護最易受（病毒）侵害的老年人。
其次，女性、缺乏技能的人比男性、有技能者，在疫情中遭受的打擊更加嚴重。
第三，疫情似乎勢必加劇許多先前的不平等。一些最大的援助流向了金融部門，就像金融海嘯中發生的那樣。
第四，疫情迫使財政支出遠高於金融海嘯時期。現在問題是，如何管理這些債務，以及由誰來埋單。
第五，疫情展現了國家可用的力量和資源。今天，又出現需要政府——而且是大有為政府——支援的請求了。
防止民主政治衰亡
從「言行像個公民」開始
那麼，在這一個新的局勢之下，「回歸公民身分」的概念，意味著什麼呢？
它並不意味著「一個國家不該關心非公民的福祉、應將本國公民的成功與他國公民的失敗相對應」；它也不意味著「各國應切斷與其他社會的自由且富含成果的交流、以及避免為實現共同目標而相互密切合作」。
隨著中產階級的空洞化，
西方民主現在也處於危險之中。
它真正的意思是，民主國家首先關心的是其全體公民的福利。為了實現這一點，需要遵循某些條件。
每個公民都應有合理的機會接受教育，與賴以生存的安全保障。
每個公民都應在工作時獲得保護，還應能夠與其他勞工合作，以保護他們的集體權利。
成功的公民應支付足夠的稅收來維持這樣一個社會。公司應該明白它們對社會負有責任，因為社會使它們的存在成為可能。
政治制度必須受到所有公民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最富有的人的影響。政策的要旨在創造和維持一個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同時確保為每個人提供安全網。
如何確切的實現這些目標，是政治必須關注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回到一九六○年代。世界已經發生了深遠的變化，且在多數層面都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有些事情仍然沒有改變。人類既要單獨行動，也要集體行動。在民主制度下，共同行動意味著言行像個公民。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民主就會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