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參加二○三五年的科學技術白皮書規畫啟動會議──這是每四年一次，展望未來十年的科技遠景並提出策略。也是台灣在二○一八年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後，第一次提出科技產業發展計畫。
我發現，在以前人口紅利時代，規畫科技政策時，政府並未好好計算到時台灣剩下多少人口，甚至，全球化時代，未來在台灣出生的人，也未必留在這裡、為本土企業工作。
我們看到有些國家的新創、獨角獸，發展蓬勃，但很少思考，一個國家的創新與新創的活力，需要依賴人口數增長動能；當人口無法再增加，新生代就沒有動機嘗試新領域，因為他靠著舊領域的低度成長就能過活。因此，國家經濟也不容易增長。
台灣應該把握從高齡化社會到人口高速負成長的緩衝期，規畫出活化人口的政策，這可從借鏡前人經驗開始。
看一個對照組。二○○○年，日本與新加坡都面臨人口增長挑戰。
當時日本是科技強權，世界前十大半導體公司有六個在日本，但開始邁入高齡化社會。過了二十年，日本人口數比二○○八年峰頂少了二．五％，新創獨角獸僅大約五隻，數位新科技也多沒跟上。
另一方面，新加坡當時人口不多，只是金融中心，它靠著開放的移民政策，吸納周邊國家技術人才，二十年人口總數成長逾四○％，擁有約十五隻科技新創獨角獸，許多台灣工程師正為它們「打工」。
兩個國家在新創領域，有截然不同的表現，這不能單純歸因於人口，但人口政策活化，的確對國家發展帶來活力。也因此，日本政府大幅開放移民，比起二○一五年，境內增加四三．六％外國人，雖然對人口占比低，仍是積極一步。
少子化，就像太平洋國家面對溫室效應導致海水上升，造成國土消失一樣，是國安危機，但政府官員、企業家，都是在每年自然成長四十萬人以上的年代出生，導致感受不到真實，沒有把人口問題視作生存目標應對，沒有制定與兩岸政策同等的國家級KPI。
也因為不如海水上升有感，面對未來產業或科技發展，總還是想著加法，什麼都需要、都要自己做。但人口不足，得適應減法思維：哪些一定要做，否則無法維持國家運作？哪些可透過採購取得？哪些透過合作跟人家換？比如用半導體換能源。如果不用這樣的思維規畫，等到人口高速負成長的那天，就來不及了。
就目前看來，台灣很可能走上日本的路，但，正因為有新加坡做為對照組，我們更應該預見未來，先做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