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鐘錶蒐藏圈中，很少有人像博上廣告董事長許益謙這樣，自二○○○年起只戴一個品牌，從未變心。蒐藏超過百枚限量錶，卻始終秉持「真、珍、稀」原則。他說，蒐藏是一種哲學，不是關於投資價值，而是關於個人感受，「很多人蒐藏是為了增值、轉賣；我蒐藏，是為了擁有那份快樂，快樂才會增值。」


許益謙不僅是台灣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沛納海藏家，還曾擔任品牌亞洲大使。這份蒐藏癖，其實從童年就開始萌芽。十歲時，父親送他一只瑞士製的雷達錶，並親自教他上鍊。「我迷戀那個錶會動、會響的感覺，也感覺到這是某種傳承。」他說，父親雖在士林經營農場，但也蒐藏軍用品與鋼筆，是那個時代「不務正業」的男子，而這樣的雅趣，也潛移默化成許益謙的品味原點。

寫字、畫畫，是他童年最常做的事。即使是現在，他寫字還是習慣用鋼筆，那是父親留下來的方式，也是一種對生活的尊重。而那份來自父親的影響，不只形塑了他對物件的態度，也成為他後來廣告工作、美感養成與蒐藏意識的源頭。「我有蒐藏的DNA。」他說。

不過，許益謙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專注。初入門時，和許多錶迷一樣，凡是設計討喜、機芯吸睛的錶款都想試試，也曾蒐藏過不同品牌。直到廣告人的訓練逐漸發酵，他開始意識到，蒐藏也需要主題與聚焦。


由於沛納海最初為義大利海軍製作軍用儀器與腕錶，為突擊隊量身打造的大型錶盤與夜光塗層，是為了水下作戰環境所需。源自義大利海軍的傳奇背景，讓曾服役於海軍的他感到格外共鳴。「我們做廣告、講故事的人，其實最容易被好故事說服。」

真正讓他愛上沛納海，是品牌將義大利設計的氣質與瑞士機芯的工藝完美結合。「它的錶冠護橋辨識度很高，線條簡潔有力，戴起來就像男人的西裝扣上第一顆鈕扣，帶著儀式感。」從一只錶開始，他將這個品牌放進自己的人生，變成一輩子的選擇。

只戴它！陪伴本身就是意義

當時台灣尚未設立專賣店，許益謙經常往返香港參與品牌活動。很多時候他當天來回，只為了一場錶展、一次晚宴。他與香港專賣店三任經理、兩位亞洲區總經理，甚至品牌總裁建立深厚情誼。成為Paneristi（沛納海官方與民間錶迷社群的統稱）的一員，是他始料未及的收穫。來自世界各地的錶迷，透過網路彼此聯繫，定期舉辦聚會、分享珍藏。由於他蒐得早，許多海外錶迷都笑稱他是「台灣代表」。

身為品牌眼中的資深鐵粉，許益謙也享有不少「圈內人」才懂的特殊待遇。像是只在佛羅倫斯專賣店販售、限量九十九只的PAM 672「翡冷翠限定款」，一般人難以入手，他卻在亞洲區總經理的協助下，透過品牌系統為他在全球倉庫中調出，成功納入囊中。他認為，蒐錶不該只是交易，而是一段參與的旅程。

他看過沛納海的發展，從一九九七年被歷峯集團（Richemont）收購後的擴張，到市場熱度趨緩。他沒有在高點賣出，也未在低點退場，而是始終如一佩戴。「這就是你對一個品牌真正有情感的表現。你願意陪他走完整個生命週期。」但他承認，沛納海也打開了他的視界，去了不同的錶展、聚會、認識不少朋友，「這些都是人生的Bonus（附加價值）。」

曾被品牌邀請前往香港工房組裝機芯，他親手操作薄如紙的零件，對製錶工藝的精密程度肅然起敬。還有一次受邀參加在北京太廟舉辦的VIP晚宴，做為明清皇帝祭祀祖先的莊嚴之地，平常不對外開放，主辦方特別請來米其林三星主廚設計餐會，在古樹環繞、燈光輝映的古蹟氛圍中，款待少數核心藏家。那一夜的經驗，讓他體悟到，蒐藏的價值不僅在於物件本身，之所以值得珍惜，是因為看見更廣闊的世界。

重視穿搭、有型有款的他，也將佩戴視為蒐藏的延伸。在他眼中，手錶不該鎖進保險箱裡，而應該參與生活，陪他上班、見客戶、出國旅行，成為日常的一部分。他從不認為這些物件真正屬於自己。「藝術品、手錶，說到底都是文化財，我只是暫時託管它們的人。有天，它們會離開我，那也沒什麼。」

在品牌更替如流的時代，他的堅持更顯得珍稀。他說：「我跟沛納海的這段關係，沒什麼複雜理由。它陪我二十五年了，這份陪伴本身，就是意義。」對他而言，一只腕錶的價值，不僅在於造型輪廓是否鮮明，更重要的是，它如何跨越設計、技術與情感的界線，成為自己與時間共處的方式。

他的腕錶蒐藏，是對設計的熱愛，是對軍旅青春的致敬，也是對父親精神與自我品味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