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巴基斯坦費薩拉巴德市的農業工程師艾哈邁德（Waqas Ahmad）正盯著智慧型手機上的一款應用程式，這款App利用衛星數據監測田間健康狀況，藉此識別哪些區域需要更多水分或肥料。
「這款App能為你省下原本浪費在過量灌溉、柴油和人力上的大量盧比，」艾哈邁德說。
這款具AI生成烏爾都語音功能的App，是由附近一所大學與中國南方的一家研究機構合作開發的。這類機構正不斷增加，將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觸角延伸至國境之外。
30年來砸重金，中國大學崛起
過去十年來，中國各大學在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建立了數以百計的國際分支機構與合作計畫。這些據點正因中國大學日益提升的聲望獲益；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大學在規模與品質上都經歷了轉型。「中國大學在全球排名中的攀升是貨真價實的。這並非『神秘的反彈』，而是三十年來持續且具針對性投資的結果，」曾在江蘇省崑山杜克大學擔任執行副校長的美國學者賽門（Denis Simon）表示。
中國的崛起由S&T（科學與技術）領域的鉅額支出所支撐，這與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對美國頂尖大學研究經費的抨擊形成鮮明對比。在這種背景下，加上美國國內反華情緒升溫，中國大學越來越成功的吸引知名學者回國。
近年論文爆量卻陷入品質爭議
「中國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比我們多得多，申請的專利更多，發表的科學論文也更多，」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政府關係長卡尼（Joanne Carney）指出。「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裡，年復一年的持續投資，」施普林格．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 Group）大中華區總裁雅各布斯（Arnout Jacobs）說。
品質提升的證據可見於中國在《科學》（Science）等頂尖期刊上的表現。《科學》系列期刊總編輯索普（Holden Thorp）表示，二○二五年《科學》接受的論文中有一四％來自中國，占比僅次於美國的四五％。
隨著中國排名上升，許多批評者指出其研究存在大規模的造假或品質低劣問題。追蹤出版趨勢的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共同創辦人奧蘭斯基（Ivan Oransky）表示：「中國政府一直在利用激勵措施加劇這些指標的操弄，導致了廣泛的不當行為。」
但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中國調查計畫負責人艾倫（Bethany Allen）警告，不應僅因低品質論文的數量就對中國大學不屑一顧。「即使考慮到數據灌水的情況，中國大學的高品質產出也在大幅增加。只關注不當行為是見樹不見林。」
專家表示，高排名並不一定意味著更好的大學部整體體驗。「排名的上升是研究能力和知名度的強烈訊號，但並非對院校整體品質的最終判決，」賽門指出。
史丹佛大學二○二一年的研究發現，中國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大學部學生在學位的最後兩年，批判性思考能力有所下降。相比之下，美國學生入學時的批判性思考水平與其相當，但到畢業時卻有顯著提升。
曾在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SUPI）擔任創意寫作教師的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表示：「中國學生在高中時比在大學時努力得多，這與美國正好相反。」
「美國體系是在大學裡形塑學生。而在中國，學生在入學前就已經被定型了，」何偉說。
「中國越來越有能力留住和吸引國內頂尖人才，並在國際上進行招聘——這得益於薪資待遇、設施的改善及聲望的反饋循環，」賽門說。
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謝宇及其同事追蹤發現，近年來每年約有八十至九十名教授從美國回到中國。
外籍學者遇「政治紅線」難題
雖然大多數遷徙的學者是中國公民，但中國的大學也招募了知名的外籍學者。二四年，法國物理學家熱拉爾．穆魯（Gérard Mourou）移居北京大學，建立了一個專注於雷射和核物理的新研究所。儘管何偉的課程深受學生歡迎，但他在SUPI的合約未獲續約。他的任期內充斥著社交媒體上匿名且未經證實的指控，稱他侮辱了中國政府。何偉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校方為何不與他續約，但與美國關係日益緊張以及疫情期間審查制度加強的背景，可能起到了某種作用。
回顧在SUPI的經歷，何偉表示，外籍教職員很難融入中國大學，也難以應對無數可能讓他們陷入麻煩的政治敏感問題。「這導致缺乏信任。學生和老師因為害怕被舉報而必須小心翼翼。這確實限制了發展，並使外人更難融入，」何偉說。
中國希望削弱美國在教育與科技領域的霸權影響力。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走向海外，特別是在亞洲、中東和非洲，建立旨在培養下一代外國人才的機構和研究夥伴關係。
在費薩拉巴德農業大學，老師們表示，那裡的中文學習者在短短兩年內增加了一倍，達到近一千人，因為他們正尋求加入在中國留學的二萬九千名巴基斯坦人行列。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研究合作夥伴也正與當地大學合作，部署人臉識別、監控和無人機技術，以協助安全部門。
「中國希望削弱美國在教育與科技領域的霸權影響力。它可以透過提供自己做為替代方案來實現這一點——藉由在全球建立夥伴關係，並成為各國在需要幫助時求助的對象，」艾倫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