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了？我們不是才剛討論過嗎？」這是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出版的論文集《新全球失衡》開篇第一句話。沒錯，我們的確討論過。一九八○年代談過一次，二○○○年代再談一次，如今二○二○年代，又輪到第三次。
差不多每二十年，全球失衡就會浮上檯面一次。這背後有兩個原因：一是經常帳失衡會推升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二是它往往是金融危機的前兆。一九八○年代，保護主義矛頭指向日本，日本後來也陷入金融危機。二○○○年代是「中國衝擊」的年代，西方對中國的保護主義開始升溫，西方世界隨後爆發金融危機。二○二○年代，保護主義又起，且尤以美國為甚；但金融危機尚未發生——至少還沒。
許多經濟學家如今認為，如果這次危機爆發，起點很可能就在美國。前述論文集那一章的作者、經濟學者迪茅羅（Beatrice Weder di Mauro）與澤特爾邁爾（Jeromin Zettelmeyer）指出：全球金融體系核心國家的對外負債存量已經很高，且預期會繼續攀升。
同時，資產管理者持有的部位越來越集中，股票估值被拉得很高，投資人緊張的徵兆正在浮現，越來越多人試圖避險。換句話說，要害怕，要非常害怕。
那麼，今天的處境跟二十年前到底有多像？哪裡可能出錯？該怎麼辦？局面又會怎樣收場？
順差、逆差國衝突釀金融崩潰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之處在於，主要順差國與逆差國跟過去一樣：中國、歐洲債權國（尤其是德國）、日本與產油國依然是主要順差國，美國則是主要借款方。中國的順差規模占全球經濟比重跟二○○八年差不多，但占自身GDP比重卻小了許多——因為中國經濟相對規模已成長到當年的兩倍以上。
差別在於，過去貿易是逆差的歐洲國家，現在轉為小幅順差。更重要的差異是，美國對外淨負債在二○二四年已達全球產出的二四％，二○○八年只有六％；而美國民間部門已經回到收支平衡。換句話說，美國對外貿易赤字，如今的國內解方，就是聯邦政府的舉債。
那麼，可能出什麼問題？
一個答案是保護主義。今天看到的部分，其實是第一波中國衝擊延遲反應到當下的美國政治，川普對關稅的散彈槍式做法就是證明；另一個是中國在先進製造業的成功對歐洲帶來的衝擊。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長期以來的論述是：貿易、保護主義與金融三者緊密相連。如果一國家庭消費占GDP比重極低（中國只有四○％），那麼儲蓄占GDP比重就會極高。
當國內房地產榮景這條替代出口崩潰之後（像一九八○年代日本與二○一○年代中國那樣），過剩儲蓄就必須輸出到國外。一個國家要輸出過剩儲蓄，就必須創造貿易上的順差。對中國來說，意味著製造業順差。簡言之，中國去年高達一兆二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不只是競爭力的產物，也是總體經濟失衡的產物。如果中國有鉅額儲蓄盈餘，別的國家就必然出現相應的赤字。美國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國家，自然就成了最安全的借款方。
「無法持續的事，終究會停止。」這是已故經濟學家史坦因（Herbert Stein）留下的「史坦因定律」，但要讓它「明智的停下來」，決策者必須先把腦袋裡幾條荒謬的想法清掉。其中一個荒謬的說法是，光靠貿易政策或匯率政策就能消滅美國貿易赤字（編按：暗指川普政府做法）。
無法持續的事，終究會停止。
解方在中歐但迷信順差成死結
另一個截然相反的謬論，是認為借款人是罪魁禍首：只要它縮減支出、特別是縮減財政赤字就好（編按：暗指即將上任的美國聯準會新主席沃什）。這是不負責任債權人的信條。對小規模借款國來說，這話還有幾分道理；對美國這種規模的借款國，這話毫無道理。如果唯一的調整是美國財政緊縮，結果就是全球經濟放緩。總需求很重要，中國與歐盟這類大型經濟體，必須產生足夠的內需來平衡自身經濟，而不是逼著外國人毫無節制舉債，後者最終必然走向危機。
最後一種荒謬的想法，就是重商主義式的迷思：認為靠長期維持順差就能致富。這條路有兩種危險。第一，債務人遲早會違約。第二，債務人最終會痛恨那些順差國，認為它們毀掉了自己的本土產業、製造了貧窮與不安全感。中國今天對德國正在做這件事，有點滑稽；但滑稽該結束了，行動該開始了。
那麼該怎麼辦？明智的做法，是採納近期IMF以及一份提交給巴黎G7峰會的報告。該報告提出總體經濟調整，及貿易與產業政策的改革建議，但這種預防性行動成真的機率，接近於零。
在這個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與種種愚行交織的年代，我們原本擁有的能力已經消失。次佳選擇，是為危機做好準備。現在就該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