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不斷重複，但絕少會以一種溫和的方式。今時今日，正如殖民時期那樣，成千上萬志向遠大的歐洲外圍國家青年正不斷逃離這塊舊大陸，奔赴美洲，非洲和亞洲尋找機會。但與殖民時期不同的是，這種人口流出卻並未換來自然資源或者貴金屬的流入。過去歐洲移民總能為自己的祖國增添光彩，而今他們的離開則加劇了這片大陸的衰落。
為應對職位短缺問題，葡萄牙總理科埃略劍走偏鋒，呼籲本國的失業青年移民到巴西和安哥拉這些前葡萄牙殖民地國家。去年，西班牙自1990年以來首次成為人口淨流出國，其中31%的移民前往南美地區。即便是愛爾蘭這類無帝國殖民史但有長期移民傳統的國家，往澳洲和北美的人力資源流失也在日益加速。
歐洲經濟衰落的嚴重性，歐元設計的眾多缺陷，以及錯誤構想的財政緊縮手段都在加速這一流失現象，但主要的驅動力不是經濟，而是文化。歐洲內部的高度語言碎片化現象使得歐元區無法化解自身所引發的危機，因此人們只好選擇逃離而不是坐以待斃。
在一個貨幣區內部的勞動力流動代表著一個在區域內部遭受不對等衝擊時維持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關鍵調整機制：理論上，那些來自歐元區外圍衰退國家的勞動者們可以遷移到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核心區域。但實際上語言障礙卻削弱了這一安全閥門的效力。結果最優秀的南歐人才不斷流失，北歐各國則是只為無人應徵，而整個歐洲則越發貧窮。
歐洲內部的語言差異極大，其中包含來自印歐語系6個截然不同分支——日耳曼語、斯拉夫語、烏拉爾語、拉丁語，凱爾特語和希臘語——的13種官方語言。此外還有一大堆地區方言——光義大利就有大約20種（每種還有不同變體）。在許多鬧獨立的地區，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這些方言就是事實上的官方語言。
這種語言多樣性所造成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須知一門語言可不僅僅是某種系統交流的方式，而是一個代表著人們身份定義，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的符號。正如許多專家所說，語言過程塑造了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生活方式，並最終決定了他們的思想。
即便是同一個概念，用不同語言中的不同詞彙進行表達都會引發不同的感情。事實上德國人對希臘人所遭受痛苦的漠不關心正是內嵌在其語言之中。在英語或者另外幾種歐洲語言中，緊縮（austerity）這個詞源自於希臘語（austeros），有嚴酷劇烈之意，而這個詞在德語中為Sparprogramme，僅僅指一個由技術官僚制定的節約計劃。
目前為止，政治短視和國家利益都令歐洲政治家們無法制定一個共同語言政策。根據歐盟官方統計機構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只有18%的18~34歲成年人認為自己精通另一門語言（通常是英語），而隨著年齡越大該比例也不斷降低。
在這個混亂且語言不通的巴別塔里，德國總理梅克爾要求成立政治聯盟拯救歐元的呼籲只能是一廂情願，即便對那些最可信任的歐洲官員來說也是如此。語言障礙會阻礙全歐洲的政治討論並妨礙一個真正歐洲身份定義的形成，因為激發政治聯合的應當是公民的熱情而不是技術官僚的創造力。但歐洲裡這一點還非常遙遠：在經歷了超過60年的經濟整合之後，一個擁有同一身份定義和語言的真正歐洲人依然尚未出現。
一個將17國聚攏在一起的單一貨幣所產生的邏輯結果就是一個共同官方語言的誕生。歐元的創始人們相信一種混合語言將通過經濟和社會整合產生，但他們失算了。為了鞏固歐元並為政治聯盟構建基礎，歐洲政治家們應該開展一個迅速且明確的語言整合進程。
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可以通過使用本國語言的方式來盡量減少推行共同語言——不管最終選擇了哪種語言——所產生的政治和轉換成本。與貨幣不同，不同的語言可以很容易地在一個經濟區內共存。事實上，各國應當推廣他們的官方語言和地區方言——這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可是無價的文化遺產和身份定義來源。
改變歐洲歷史的進程需要大刀闊斧的行動，尤其是在推行單一語言方面。否則歐洲的歷史就將繼續深陷於支離破碎以及整合失敗的惡性循環之中。
埃杜阿多·坎帕內拉，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富布萊特基金學者，兼任義大利參議院經濟顧問，曾任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學家。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