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前,當我和太太開車載著三個年幼的女兒出行時,其中一個突然問了一句:「爸媽你們是希望我們聰明一點呢,還是快樂一點呢?」
這一幕在上月我讀到蔡美兒(Amy Chua)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國母親為何比較優越」(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時又浮現在了腦海。這篇為她的新書《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做宣傳的文章一經發表就掀起了軒然大波,讀者在華爾街日報網站上發表了4000多篇評論,Facebook上的回帖更是高達10萬。而該書也立刻躋身於暢銷書之列。
按照蔡美兒的理論,中國孩子之所以比美國孩子更成功,是因為他們背後都有一位「虎媽」,而西方母親相比之下只能算是小貓,甚至什麼都不是。蔡美兒從不允許她的兩個女兒索菲亞和路易士看電視,打遊戲,在同學家過夜或者參與學校活動,而是讓她們每日苦練鋼琴或小提琴。而這都是為了能讓她們在除體操和戲劇之外的所有科目中名列前茅。
蔡美兒指出,中國媽媽相信孩子一旦度過了學步階段就該受到父母的嚴格要求,稍有懈怠就應直截了當地提出批評。(她還認識一些採取同樣做法的韓國、印度、牙買加,愛爾蘭和加納媽媽,而有些華裔母親則不以為然)。對此孩子也應當有足夠的自我承受能力去滿足這些要求。
但與丈夫同為耶魯大學法學教授的蔡美兒卻生活在美國社會裡,那裡的人們認為孩子的自尊心極端脆弱,甚至為了不傷害這些幼小的心靈,球隊會給每一個隊員都頒發「最有價值球員」獎章,也無怪乎許多美國人對她那套方法如此深惡痛絕了。
評估虎媽理論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無法將這個手段與父母傳給兒女的基因分割開來。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優等生,而你們夫婦倆又是頂尖學府教授的話,那麼這種方式確實大有裨益。除此之外就算虎媽如何嚴格管教,也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成為班上頭名的(除非把每個學生都選為「全班第一」)。
虎媽式管教的目的在於挖掘出孩子的最大潛能,因此也似乎偏向于「聰明/快樂」選項的「聰明」一側。而這也是撰寫部落格回應蔡美兒文章的Betty Ming Liu的觀點:「蔡美兒式的家長就是我這樣的華裔美國人接受心理治療的原因。」
美國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司徒永振(Stanley Sue)研究了亞裔美國婦女中尤其多發的自殺行為(其他族裔中男性自殺數目高於女性)。他認為家庭壓力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對此蔡美兒可以回應說要取得極高的成就自然需要更多的犧牲,而實現這一點的唯一方法就是苦練。這或許有她的道理,但孩子們難道就不能被鼓勵去做一些本身就有價值的事情,而只能在被父母批評的恐懼中被迫行事?
我同意蔡美兒的一個觀點:不願告訴孩子該幹什麼的做法是會犯錯誤的。我的其中一個女兒如今已是幾個孩子的媽媽,也跟我說了幾件令人驚訝的育兒見聞:她某個朋友的女兒接連換了3個幼稚園,僅僅是因為孩子不喜歡去。另外一對夫婦則相信「自主學習」,以致他們自己晚上11點上床休息,留下5歲的女兒連續看了9個小時的芭比娃娃電視。
或許虎媽式管教是對上述放任縱容的有效平衡,但這兩種極端做法都會產生副作用。蔡美兒的焦點全部固定在家中的獨自練習,不鼓勵參加任何集體活動或者其他活動,不管是學校還是社區範圍內的。她似乎認為學校活動就是浪費時間,不如花時間去學習或者練琴。
但參加學校戲劇表演這類的活動其實是在為集體利益做貢獻。如果優秀的孩子都不參與,那麼活動的品質自會下降,不但對剩下的參與者沒有好處,連觀眾都索然無味。反過來那些被家長禁止參加此類活動的孩子則會失去發展社交技能的機會,只能去練習那些蔡美兒認為有用的東西,而前者的技能是極為重要且有價值的。
我們應當將自己的孩子塑造成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既關注自身也不忘關心他人。這種培養孩子的方式並非與快樂無關:大量的證據顯示那些慷慨友善的人對自己的生活更加滿意。同時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養目標。
自然界的老虎獨來獨往,那些帶著幼獸的雌虎尤其如此。但我們人類則是大象一類的社會動物。母象不僅關心自己的後代,還一同保護和照顧的象群中的所有小象,儼然是在經營一個幼稚園。
如果每個人都只盯著自己的利益,那我們就將面臨集體性危機——看看當今應對全球氣候問題時的亂象就知道了。可見在養育孩子的問題上,我們需要少一點虎媽,多一點象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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