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地中海國家正深陷財政困境，五月九日，歐洲央行宣布它將購買這些國家的政府債券後，批評者就群起抱怨歐洲央行「失去貞潔」。此舉看似明顯違反歐洲央行條例第二十一條，明文禁止提供政府或歐盟機構信用貸款。 新貨幣政策遭批評： 穩定價格反躍居首要任務 二○○八年，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房市，大手筆買進非傳統資產，包括代理機構債務和抵押債券，之後就遭受類似上述的抨擊。舉前聯準會主席沃克爾（Paul Volcker）為例，他就大聲抗議，說聯準會其實完全循規蹈矩。 上述兩個例子看來，央行似乎並非採取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十年來，央行達成一項非凡的成就，即確立首要之責便是穩定價格。自一九九○年代以來，依據通貨膨脹目標，更精確定義價格穩定的做法日益盛行。 與央行過去扮演的角色相較之下，維持價格大致穩定是一項截然不同的任務。於最初，在央行的所有任務中，這項任務根本不是一個顯著目的，因為當時貨幣的價值全由所持有的貴金屬權重而定。 它應管理國家信用： 控制金融權力，成為爭議之源 成立央行反而是為了以下兩大目的：第一，它們管理國家信用，在幾場損失慘重的戰役之後，這幾乎是責無旁貸的舉措。瑞典央行成立於西元一六六八年，它是最古老的央行；其次是英格蘭銀行，成立於一六九四年，兩者都是出於相同動機。無獨有偶，另一批央行成立於十九世紀初，先是法國央行成立於一八○○年，挪威和芬蘭的央行隨後跟進。 在上述的每個例子中，新成立的央行攸關少數政治菁英的利益和影響力，在現行爭議不斷、飽受威脅的政治秩序中，它們就好比是控制金融權力的機構。 因此，越是民主的政權，對體制內正進行創新的政治內涵懷疑越深。正是特定的國家取向型央行背後存在政治猜忌，導致憲章無法更新，美國第一銀行（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與第二銀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相繼破產。在一些國家，如瑞士，因為抵制「政治俘虜（political capture，編按：意指政府當局常假借管制之名自肥）」，反對成立央行。 它應維護金融制度： 面對崩潰危機，管理應變 創建央行的第二個歷史動機，與維護金融制度有關。在十九世紀中葉，新一代央行成立的主旨是管理支付系統，並穩定脆弱的銀行系統。 這就是德意志帝國銀行成立之因，最主要是因應一八七三年股市和金融崩潰；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成立於一九一四年，則是因應一九○七年金融大危機。在這些例子中，央行成為金融菁英的一項工具，這一懷疑論點也同樣顯而易見。 歐洲央行只關注保證貨幣和價格穩定，在現代央行中算是首開先例，也可說是最專一的現代央行。它繼承了許多德國聯邦銀行的政治遺產。 德國聯邦銀行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映出聯盟堅決脫離德國央行的傳統。在過去的傳統中，政治諂媚與金融機構成立息息相關，破壞貨幣穩定，引發通貨膨脹，也毀了貨幣。 歐洲貨幣合作基金（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Fund）成立於一九七三年，由各成員國央行總裁組成的董事會管理，為成員國處理短期支援相關辦法，不過當時市場認為這個歐洲社會機構具有危險的政治性。 它應負責監管銀行： 逐漸轉型成關注國家債務機構 與其他國家古老的央行相較之下，歐洲央行的不同之處還在於，它並未被視為支持統一但又極易遭破壞的銀行系統。 在一九八○年代末、一九九○年代初，市場上出現有關歐洲央行是否應該負責銀行監管的辯論聲浪，最終結論是不應該。若檢視二○○七年至二○○八年的信貸危機，這個決定似乎從一開始就是根本性的錯誤。 換句話說，危機當前時，歐洲央行得更像古老的央行那樣有所作為。首先，它正逐漸轉型成一個關注國家債務的機構，而且特別留意這些債務的期限結構；它也致力保證債市營運順利，避免崩潰和恐慌事件爆發。其次，有一點已經不證自明，不管央行喜歡與否，都得負起穩定金融部門的重責大任。 風險顯而易見：非傳統貨幣政策或許可以當作一種財政政策，央行據此可在特定範圍內配置資源：美國的房市或歐洲政府援助的對象。 央行需要發揮更廣、更大的政治作用，才能轉型到這個全新立場，因此它也得肩負起更大的責任，甚至是在制定政策過程中，不可避免得讓政治機構參與其中。 永保貞潔是永絕生育的一種手段，歐洲央行現在面臨兩個開放的選項：它應該與各方政治夥伴到處攪和呢？還是下定決心，與一個明確的負責制和問責制機制喜結連理呢？（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