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春以後，物價蠢蠢欲動。台糖是國營事業，因而第一個被總統關切，食用油和糖價乃得暫時不漲。然而，風聲既出，市場的「蓋子」就此打開了。只因為總統有關切，相關主管機關乃著意監看，所以暫時還只有「蠢動」，尚不至於「暴動」。 這一個小小波折，實際上反映了「政治力vs.物價」的遊戲規則——可以壓抑一時，但是壓不了太久。 西漢晁錯上書漢文帝，就將箇中道理講得非常透徹：想要人民不挨餓受凍，並不是人主耕田給他吃、織布給他穿。而是要開闢國家的財富資源。一旦人民飢寒交迫，再慈愛的父親也無法保有子女，君王也無法保有人民。所以，政府要獎勵生產、減低稅負，使得倉庫滿盈，以備水旱天災不時之需。 在政府財源欠缺之時，如何快速充盈？晁錯的建議是「輸粟封爵」，賣官鬻爵在今天看是一大罪惡，可是在當年卻不失為「損有餘而補不足」的應急之法。可是一旦官爵是買來的，當然會想要賺回本錢，於是一定會變成「損不足而奉有餘」——就成了暴政、劣政。 這說明了，以政治干預遂行經濟目的，成效只能是一時的，甚至是常有後遺症的。 漢武帝時，山東水災，天子派出使節，掏空各郡國的倉庫來賑濟災民。這樣還不夠，再徵收富豪之家的存糧，仍然不夠。後來只得遷移七十多萬人（都是貧民）到函谷關以西，政府提供衣食、土地、耕具，官吏往來不絕、費用數以億計，無法算得清，國庫為之空虛。這又說明了：政府只能救急、不能救貧，但即使只救急，當發生災難太大，政府仍力有未逮。 同時間，商賈卻乘機壟斷財貨，不但貧民生活無著，連王侯都得屈從。為此，漢武帝進行了一次幣制大改革，禁止民間鑄錢。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商賈不能屯積貨幣，就屯積貨物，物價又高漲起來。 那真是一場政治力與經濟變局的大鬪法，漢武帝一再更換財經與司法首長，為此處死幾十萬人。但那些人大多數其實可以不必死，因為政府錯將豪強、貪官、奸商當作敵人，其實真正的敵人是大變局，包括氣候與社會大變遷，以及人口陡增。 今天我們也正面對一個巨變時代，包括氣象與科技、社會，所有的「百年難得一見」都將成為新常態。政府如果只能跟在變化後面收拾善後，那豈是一個「冏」字了得？ 簡單說，物價在春節後蠢動，是因為春節期間我們放假，可是歐美、非洲、中東卻都發生了大變化，全球物價、股價、匯價此起彼落。那些可都反映在開年後經濟黑板上。台灣不可能預知全球變化，也無能力造成改變，只靠水來土掩只會手忙腳亂，所以必須儲存足夠的應急「材料」，包括貨幣、物資與人力，乃至應付「新常態」的態度與教戰守則。 重點是，總統不應也不必做「萬應公」，因為事實上無法有求必應，應此而不應彼，只會增加怨懟。 公孫策部落格：ccm1020.pixnet.net/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