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許多重大進步事件，包括常被認為有利無弊的進展，都曾帶來不平等的後遺症。18、19世紀在英國掀起的工業革命，一方面創造了經濟成長，讓千百萬人擺脫物質匱乏的窘境，一方面也導致歷史學家所謂的「大分歧」（Great Divergence），英國、西北歐和北美洲先後與其他地區形成差距，在西方和他國之間豎立了迄今無法縫合的巨大鴻溝。如今全球的不平等，泰半是現代經濟成長所致。

我們不應該認為，在西方出現工業革命以前，世界其他地區始終貧窮落後。距哥倫布展開航海探險的數10年前，中國已相當進步富裕，有能力派遣鄭和率領一支龐大船隊出洋——相較於哥倫布的木槳船，中國船猶如航空母艦。鄭和下西洋的300年前，開封城已是擁有許多煙囪工廠、人口高達百萬的大都會，規模不下於800年後的英國工業重鎮蘭開夏。中國的印刷廠曾印製大量書籍，價格便宜得連收入微薄的升斗小民都有能力買來一睹為快。

可惜中國和其他地區在那些年代一概未能持續發展經濟，更遑論開啟不斷成長的繁榮盛世。亞洲的經濟成長因君主貪婪、戰事頻傳，或兩者兼具而時起時落。世上某些地區直到最近250年前，才持續出現長期經濟成長，並導致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經濟成長是將國際所得推向不平等的引擎。

工業革命和大分歧可謂歷史上比較良性的逃亡結果，不利的後果則是某國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手段達到進步。在工業革命爆發前的大不列顛帝國時代（16至17世紀），英國與荷蘭是亂世中經濟發展得最好的國家，兩國人民因而受惠。到了18世紀的1750年，倫敦與阿姆斯特丹的勞工薪餉高於德里、北京、瓦倫西亞和佛羅倫斯的工資；英國工人甚至買得起少數奢侈品，例如糖和茶。然而，被西方征服和洗劫的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居民不但身受其害，許多人還遭到經濟和政治機構的箝制，以致於連續數百年無法自貧窮和不平等之中翻身。

現今的全球化創造了新的不平等

現今的全球化一如過去的全球化，也產生繁榮與不平等並存的現象。不久以前尚屬貧窮之地的中國、印度、韓國和台灣，利用全球化獲得了遠超過現代富裕國家的高速成長。他們脫離比較貧窮的國家（如非洲多數國家）之列後，也創造了新的不平等。有些國家逃脫，有些國家留下。

全球化和新的發展模式持續讓富裕國家愈見繁榮，但成長減慢——不如高速成長的窮國，也比不上昔日的富國。大多數國家成長趨緩後，國內人民的貧富差距隨之拉大。少數幸運者獲得巨額財富，享有連數百年前最偉大的君主和帝王都要稱羨的生活型態，但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物質財產卻增加得不多，有些國家（含美國）中產階級的所得分配情況不比父母那一輩來得好。當然，他們的生活還是較前幾代先人幸福很多倍，那是拜先民逃亡行動之賜。然而，許多現代父母並不認為目前是物質豐碩的黃金時代，因此多少總會為子孫的前途感到憂心。

當不平等與進步如影隨形時，倘若我們只看到一般人的進步，更糟的是只看見成功者的進步，就犯下了以偏蓋全的嚴重錯誤。以往大家只談論在先進國家發生的工業革命，而輕忽其他國家的發展，儼然那些地方什麼事也沒發生，或者從未發生過任何事。這不僅漠視了絕大多數人的努力，也忽略了受到傷害或遭到遺棄的人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所做的貢獻。我們描述「發現」新世界這件事的時候，不能光看它對舊世界的影響。只觀察某些國家內部的平均進步狀況（例如國民所得成長率），無法判斷該國的進步成果是由大眾廣泛共享（比如美國在二次大戰過後25年的情形），還是被一小群大富豪獨吞（像是美國最近的局面，本文摘自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