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發生的順序：金融自由化→銀行危機開始→匯率崩盤→通貨膨脹升高→銀行危機升到高峰（如果沒有違約）→外債／內債違約→通貨膨脹危機惡化／銀行危機升到高峰（如果違約）

就像金融危機在資產價格、經濟活動、外部指標等方面，有著共同的總體經濟前例一樣，危機展開的順序（時間順序）也有共通的型態。顯然並非所有危機都會升高，到達爆發國債違約極端後果的程度。但是先進經濟體照樣無法免於匯率崩盤、通貨膨脹爆發、嚴重的銀行危機，而且在比較早的階段中，甚至無法免於國債違約。

柯明斯基和萊茵哈特進行「雙重危機」研究時，研究主題之一是銀行危機或匯率危機孰先孰後：他們也斷定，金融自由化經常走在銀行危機之前；事實上，金融自由化有助於預測銀行危機。戴密固肯特（Demirgüç-Kunt）和戴崔佳其（Detragiache）利用不同的方法和比較大的樣本，得到相同的結論；萊茵哈特評估匯率崩盤與外債違約之間的關係；我們研究內債與外債危機、通貨膨脹危機與內外債違約，以及銀行危機與外債違約之間的關係

亞歷山德羅（Diaz-Alejandro）探討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初期智利經驗後，在其經典論文中，說過“Goodbye Financial Repression, Hello Financial Crash”，意思是金融自由化使銀行更容易從外國信貸，同時在國內進行風險更高的放款業務。放款與資產價格榮景隨後出現；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弱點便顯露出來，金融業的問題浮現。而金融公司這類體質比較脆弱的金融機構，問題又比大銀行嚴重。當中央銀行放寬這些金融機構的信用以支撐這些機構時，危機即進入下一階段。如果中央銀行嚴格管制匯率（不一定要將匯率全然釘住），央行在穩定匯率與充當問題機構的最終貸款人這兩種角色間，立即產生矛盾衝突。

而實證研究也顯示，儘管中央銀行對問題金融業的貸款規模有限，央行穩定匯率的角色終究臣服於央行最終貸款者的角色。如果金融部門相當健全，中央銀行可能也比較不願意採行「捍衛利率」政策，以便捍衛匯率。這樣會使事件順序推進到「匯率崩盤」，可能因此出現的貨幣貶值至少會以3種方式，使情況複雜化：1.貶值會使舉借外幣債務的銀行問題加重，使匯率失調的問題惡化；2.貶值通常會造成通貨膨脹惡化；3.如果政府積欠外幣債務，貶值會提高外債與內債違約的機率。

到了這個階段，銀行危機不是在匯率崩盤後（如果沒有爆發國家債信危機）升到高峰，就是在危機繼續升高、國家經濟持續惡化時，走向國債違約之路。我們分析國內與國外信用違約事件時，發現彼此間沒有明確的順序，內債違約在外債違約之前、之後或外債違約之際都曾經發生過，並沒有明顯的型態。至於通貨膨脹，違約後，通貨膨脹會更嚴重，在內外債違約同時發生的雙重違約中，會更加惡化。

有一點要注意，政府操控、或是暗中操縱（或近乎操縱）匯率時，遇匯率崩盤時，通常情況會比較嚴重。即使是暗示性地保證匯率穩定，都可能誘發銀行、企業和國民，進而大量舉借外幣債務，並認為匯率突然貶值，使這些貸款的債務負擔大幅增加的風險非常低。從某方面來說，匯率崩潰是民間部門所仰仗的政府保證崩盤，也是政府違背重大承諾。對於實施清楚、明確浮動匯率機制的國家來說，匯率大幅波動當然也可能造成重大傷害，尤其是有高額外債國家，以及生產上需要進口半成品的國家。然而，因為採浮動匯率，匯率波動並沒有賠上政府或中央銀行威信，因此傷害通常會比較小。幾百年來，各種金融危機持續不斷出現，我們也不禁懷疑自己能否提得出趨避之道。（本文摘自第1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