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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大逃亡》書摘
經濟成長和不平等的起源
撰文者:安格斯‧迪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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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許多重大進步事件,包括常被認為有利無弊的進展,都曾帶來不平等的後遺症。18、19世紀在英國掀起的工業革命,一方面創造了經濟成長,讓千百萬人擺脫物質匱乏的窘境,一方面也導致歷史學家所謂的「大分歧」(Great Divergence),英國、西北歐和北美洲先後與其他地區形成差距,在西方和他國之間豎立了迄今無法縫合的巨大鴻溝。如今全球的不平等,泰半是現代經濟成長所致。
我們不應該認為,在西方出現工業革命以前,世界其他地區始終貧窮落後。距哥倫布展開航海探險的數10年前,中國已相當進步富裕,有能力派遣鄭和率領一支龐大船隊出洋——相較於哥倫布的木槳船,中國船猶如航空母艦。鄭和下西洋的300年前,開封城已是擁有許多煙囪工廠、人口高達百萬的大都會,規模不下於800年後的英國工業重鎮蘭開夏。中國的印刷廠曾印製大量書籍,價格便宜得連收入微薄的升斗小民都有能力買來一睹為快。
可惜中國和其他地區在那些年代一概未能持續發展經濟,更遑論開啟不斷成長的繁榮盛世。亞洲的經濟成長因君主貪婪、戰事頻傳,或兩者兼具而時起時落。世上某些地區直到最近250年前,才持續出現長期經濟成長,並導致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經濟成長是將國際所得推向不平等的引擎。
工業革命和大分歧可謂歷史上比較良性的逃亡結果,不利的後果則是某國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手段達到進步。在工業革命爆發前的大不列顛帝國時代(16至17世紀),英國與荷蘭是亂世中經濟發展得最好的國家,兩國人民因而受惠。到了18世紀的1750年,倫敦與阿姆斯特丹的勞工薪餉高於德里、北京、瓦倫西亞和佛羅倫斯的工資;英國工人甚至買得起少數奢侈品,例如糖和茶。然而,被西方征服和洗劫的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居民不但身受其害,許多人還遭到經濟和政治機構的箝制,以致於連續數百年無法自貧窮和不平等之中翻身。
現今的全球化創造了新的不平等
現今的全球化一如過去的全球化,也產生繁榮與不平等並存的現象。不久以前尚屬貧窮之地的中國、印度、韓國和台灣,利用全球化獲得了遠超過現代富裕國家的高速成長。他們脫離比較貧窮的國家(如非洲多數國家)之列後,也創造了新的不平等。有些國家逃脫,有些國家留下。
全球化和新的發展模式持續讓富裕國家愈見繁榮,但成長減慢——不如高速成長的窮國,也比不上昔日的富國。大多數國家成長趨緩後,國內人民的貧富差距隨之拉大。少數幸運者獲得巨額財富,享有連數百年前最偉大的君主和帝王都要稱羨的生活型態,但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物質財產卻增加得不多,有些國家(含美國)中產階級的所得分配情況不比父母那一輩來得好。當然,他們的生活還是較前幾代先人幸福很多倍,那是拜先民逃亡行動之賜。然而,許多現代父母並不認為目前是物質豐碩的黃金時代,因此多少總會為子孫的前途感到憂心。
當不平等與進步如影隨形時,倘若我們只看到一般人的進步,更糟的是只看見成功者的進步,就犯下了以偏蓋全的嚴重錯誤。以往大家只談論在先進國家發生的工業革命,而輕忽其他國家的發展,儼然那些地方什麼事也沒發生,或者從未發生過任何事。這不僅漠視了絕大多數人的努力,也忽略了受到傷害或遭到遺棄的人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所做的貢獻。我們描述「發現」新世界這件事的時候,不能光看它對舊世界的影響。只觀察某些國家內部的平均進步狀況(例如國民所得成長率),無法判斷該國的進步成果是由大眾廣泛共享(比如美國在二次大戰過後25年的情形),還是被一小群大富豪獨吞(像是美國最近的局面,本文摘自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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