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平常日，當蘇珊進房時，巴菲特的臉也會亮起來，不自覺地流露出他的情感。蘇珊會用手順順他的頭髮、整理他的領帶、坐在他的膝蓋上抱住他。她是他的支柱，這大概是指她撫慰巴菲特的童年創傷，因為巴菲特有次說：「蘇珊一次又一次地移除我的痛苦。」而蘇珊會說巴菲特像個內心脆弱的小孩，她發誓要保護他。她會暗示小孩，巴菲特有些部分他們並不知道，只有蘇珊知道。
他們是天生就完美互補，巴菲特只顧著自己，而蘇珊會探索全世界，她往往有很多知心好友，還有想要尋求慰藉的朋友，包括正打算離婚的朋友、有親戚在生病的鄰居。似乎任何在奧馬哈有狀況的人都會成為蘇珊的「座上賓」。她不止一次與餐廳服務員聊得很愉快，離開餐廳時還留下他們的電話號碼。
蘇珊決意設法讓巴菲特家不要過著狹隘的生活，有個小小的例子是他們會參加「美食廚藝俱樂部」，這是一個以夫妻為主的團體，這個月做瑞典肉丸，下個月則吃法式可麗餅，但每次巴菲特都會央求主辦人幫他做漢堡。巴菲特喜歡自己熟悉的東西：相同的城市、相同的食物、追求相同的目標，他會堅守在固定的軌道上。
在聚會上，巴菲特夫婦的行為呈現明顯對比。蘇珊會熱情接待客人，她會以大大圓圓的眼睛看著客人，然後說：「還好嗎？」巴菲特則會將身體靠在角落，「看起來如此年輕，有著一頭亂髮，有點可愛。」蘇珊的朋友尤尼斯．丹尼伯格（Eunice Denenberg）這樣形容。但是大家會漸漸朝他那邊靠近，沒有任何刻意的努力，他會開始說個故事，選擇精確的用詞，搭配完美講話的速度，「而且你會四處觀看，很快大家都會在他旁邊。」總是會有信徒圍在他的周圍。
巴菲特與其說是個愛講話的人，其實更像是個健談的人。一個奧馬哈的廣告業務理查．賀蘭（Richard Holland）觀察，即使在社交場合，巴菲特的談話也意味深長。賀蘭在1950年代末認識巴菲特，當時他代表申請破產的客戶參加債權人委員會，而巴菲特被推薦來處理企業重整。他穿著網球鞋和老舊的襯衫。他們成為好朋友，而且賀蘭也投資巴菲特。他注意到巴菲特並不是會說閒話的人，「他想要說出一些道理。」但是他很不會閒聊，他會用緊張的輕笑來帶過。
奧蘭斯的妻子珍．奧蘭斯（Jane Orans）認為巴菲特的心思「運作與一般人不同」。他會為一個晚上選擇主題，而且問每個人對這個主題的看法，就好像他在帶領一個研討會一樣。有1年，大概是1961年，當巴菲特和蘇珊去紐約的奧蘭斯家，巴菲特在晚上花很多時間討論人口過多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這是巴菲特式的典型立場：有邏輯與數學推導，這也觸及他對人類生存的消極恐懼。但是巴菲特並不會咄咄逼人，他的語氣和緩許多。珍．奧蘭斯的說法是：
他會傾注所有幽默，他說話很有說服力、非常有邏輯，但並不像在講課。他會讓你感覺你跟他有相同的結論，雖然很顯然他思考比較深入。當他離開時，你會感覺這個晚上都由他設計，但你不會覺得不喜歡。
巴菲特也在紐約募集一大筆錢，巴菲特一家會在春天到紐約，見見朋友並做生意，他會從飯店打電話給奧蘭斯，通常是在廣場飯店（Plaza Hotel），而且會說：「老兄，你能帶6罐百事可樂過來嗎？你一定不會相信客房服務有多貴！」講電話的同時，巴菲特才收到6位數的支票。
在某個程度上，他從葛拉漢的人脈得到很多機會。他在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的一場講座上碰到馬歇爾．溫伯格，他是證券營業員，也上過葛拉漢的課。他和溫伯格變成朋友，而且溫伯格和他哥哥也投資10萬美元。另一個證券營業員朋友亨利．伯蘭特也跟客戶一起投資。勞倫斯．蒂斯（Laurence Tisch）則在葛拉漢紐曼公司之前的合夥人霍華．紐曼的祕密推薦下，投資10萬美元。
還有大衛．史特拉斯勒（David Strassler），他是紐約人，他的家族專門買進陷入財務危機的公司，史特拉斯勒飛到奧馬哈調查，想買進登普斯特機械製造公司。巴菲特到機場接他，引述史特拉斯勒的說法：